《我的姐姐》不敢讲的，才是社会的最大症结

文丨灰狼

上映之后，《我的姐姐》正面临历史上最极端的二元评价。

支持者就像李银河及其粉丝一样，被某种细腻的情感和故事背后的社会学论题所打动，认为它浓缩了中国女性的痛史；而反对者多以当事人姐姐、女权斗士的形态出现，认为影片那暧昧不明的结尾回到了封建思想的老路。

扔掉弟弟还是不扔掉弟弟，是个双重束缚的问题，无论走出哪一步，都会面临不同群体的攻击。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境，弟弟对姐姐来说既是一个历史所遗留的重压，也是一个无辜且可怜的生命。

《我的姐姐》使用单视点结构，它的确道尽了当代女性处世之艰难，片中的姐姐被套上了一层层宗族的、亲缘的、伦理的、社会的天然压力。但如果我们反转这个视点，会发现，其实弟弟才是那个最弱势的——姐姐至少还有所谓的选择权，弟弟则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的任人处理的「物品」，某种意义上连人都算不上。

本着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使命，亲戚们嘴上都支持这位弟弟，但没有人愿意领养他，或者只会因为钱来领养他，也就是说他要么是一个生财工具，要么就只剩被弃养、送养的命运。

在真实的世界里，将弟弟送养是一个颇为现实，或者更为可能的选择；而将弟弟留在身边，恐怕是一个最为不易、极难做出的选择（即使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所谓的「高尚」）。

面对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导演的选择格外耐人寻味——通过一种行动上的悬置，她思考的是能否以一种融合传统观念的方式来处理现代问题。

也就是说，一切取决于安然接下来的选择，或者一切取决于观众对安然这个人的定位和理解。如果你将安然视为一个现代女性，那么无论她做出哪种选择，都将是合理的，即送养取决于现实的情况，而收养取决于她的恻隐之心；如果你将安然视作冥顽不灵的女性，那么她无论如何都会备受指责——送养弟弟就是自私自利的现代逻辑，而抚养弟弟就是「扶弟魔」的封建余孽。

那么，影片中的安然是一个现代思想的女性吗？

持有这一观点的会援引「他只爱吃麻辣烫，而我只想去大海里冲个浪」作为她思想开明的证据，但这又仿佛一张北京读研必然改变命运的「空头支票」，一个假想的未来乌托邦，说她（或这种设定）很傻很天真并不过分。

她有一个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安于现实、不思进取的妈宝男友，这个男友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衬托她的硬气。但长时间依赖他，未曾和他分手，似乎也说明她本人的性格中有不够果决的一面。

有一句关键的台词不能忽视，关于是否送养弟弟，她最初抗拒的理由并不是别的，而是「我以后还要结婚生孩子」，这分明是以一种传统观念对抗另一种传统观念。

相比原作中「快意恩仇」的姐姐形象，电影中的安然显而不能算作当代女性激进意志的主体，她确实做出了一些近乎斩断血缘的激烈动作，也曾激烈反对重男轻女的传统和高危孕妇产子的非人道行为，但这些行为的发生又明显是出于一种经验性的逻辑，而非思维性的逻辑。

这也就是说，安然虽然已经是个24岁的成人，但她无论从性格还是心智上来说，都还只能算个孩子。尤其是由年仅20岁的张子枫来扮演，这个人物看上去就更像个孩子。

对安然来说，即使有思想的现代转化，也仍然处在一个假想或者萌芽阶段。她还是个孩子，她的男朋友——毫无主见的妈宝男也是个孩子，连她的表姐、表哥甚至自己的舅舅，都还是个孩子。

所以《我的姐姐》本质上表现的不是一个成人世界，准确说，它是各种「类人孩」与孩子相依为命的故事。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影片的开端便营造一种激进的断裂——父母车祸双亡，成人硬生生从这个世界中剥离，这种空白，让孩子辈的姐弟关系取代了既往的父子关系，成为当代中国家庭叙事的替代性主题。

而这一主题，又关乎一个时代的计生历史，因为这段历史，大多数当代中国家庭可以被划分为两种模式：以独生子为核心的三口之家，以及以小儿子为核心的四口或者五口之家。

这些家庭的孩子，要么是孤独乃至扭曲的个体，要么是在资源不均衡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心怀愤懑的人。环境不利于他们的成长，或者连成长都成为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成长为「类人孩」，仿佛就是一种延迟和对抗世界的方法（就像考研逃避工作也属类似的方法）。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jldxshkxxb.cn/zonghexinwen/2021/0407/6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