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论文_《论衡》会通研究

文章目录

中文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研究综述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一、关于“文体意识”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二、博通与越文化

    三、博通与书肆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结语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

文章摘要: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著。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jldxshkxxb.cn/qikandaodu/2021/1022/9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