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燃烧的岁月——扬帆诗社往事点滴

主持人语： “扬帆诗社”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扎根于杭州的知名校园诗社，也是那段激动人心的诗歌岁月中全国众多诗社的一个缩影，它的产生除了青春诗情的激扬外，也带着特殊年代的印痕，而它的自然消退也是这样。张德强的回忆文章可以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梁晓明） 几次搬家，书越搬越多；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了，45箱书，光是整理装箱和拆箱上柜就折腾了我一个多月，还不得不给搬家工人若干小费。其中有一大捆资料，从杭大中文系学生寝室搬到工作单位的集体宿舍，再运到分配给我的住房、转至后来自购的公寓，跟随我从市中心到城西再至郊外，一直舍不得丢掉。尽管几只档案袋早已破损，里面的纸页也全泛黄发脆，却被我视作珍宝收藏着。那是一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民间杂志，大学生自办的文学刊物，包括我们杭州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创办的《扬帆》诗刊。 小心翼翼地翻阅着这些民刊，如吉林大学的《赤子心》、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四川大学的《锦江》、北师大的《初航》、杭师院的《我们》等，我的思绪被带回到35年前。那时，同学们的热情多么高涨，创作的势头多么旺盛，扬帆诗社的活动频繁：写作、交流、探讨，郊游、集会、朗诵；那校园草坪上围坐论诗的争辩声，那中秋夜保俶山上吟诗咏月的兴致，那台灯下刻蜡纸印诗刊的背影，那四五朗诵会的热烈场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忍不住连连感叹，真是：青春激荡的年代，诗情燃烧的岁月！ 扬帆初航 现在已经记不清扬帆诗社是哪一天正式成立的了，只记得最初似乎是中文系写作课上组织的一个诗歌兴趣小组，由我和吴晓负责，因为我和他都是上大学前已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作品的老三届学生。1978年9月的一天，兴趣小组第一次活动，有十来个同学参加，当时准备每月搞一至二次活动，在写作课老师余荩的指导下，大家交流讨论诗歌，也打算邀请杭州的几家文学刊物的编辑来给我们讲讲课，辅导一下，同时想编一张诗传单，开辟一个小小的园地。后来便决定自办诗刊，并取名《扬帆》，小组成员每人捐两毛钱，用来买纸张油印小报，争取国庆节前能创刊。 为什么要叫《扬帆》？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份油印的朗诵诗稿《扬帆歌》，曾在杭大中文系的一次文艺晚会上由男女数人朗诵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东风有意，鼓起洁白的征帆，/阳光多情，铺满壮阔的航程。/在十月的早晨，我们扬帆出征。”“我们愿作时代的弄潮儿，/在惊涛骇浪里/赢得斗天的胆，擒龙的心……”“风中的勇士啊，浪里的骑兵，/让我们以诗页作帆，诗行作桨，/迎着汹涌的波涛奋勇前进！” 那年9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吴晓花了整整一天一晚，埋头收集整理修改大家的诗稿，进行排版编辑。稿件较多，编成16开8版，用了4张蜡纸，几乎全是由我一个人刻写的，因为钢板只有一块。刻蜡纸的技术是我在乡下插队时为公社革委会编印《双夏快报》和《围海战报》时学会的，我还带来了一副专门的花样铁笔，可以绘制各种线条、图案。创刊号印出来了，感觉挺不错的，图文并茂，双色套印，报头是两个红色大字：扬帆。可惜的是，现在我手头没有这期创刊号，也不知何故没能保留，最早的已是第三期了。因而也说不上创刊号上有哪些诗歌，估计其中有我的那首《当我佩上大学校徽时》。 诗歌兴趣小组的活动比较正常，一般半个月大家碰一次头，利用课余时间，每人拿一把带扶手的木椅子，到操场一角的树荫底下围坐，念自己近期新写的诗歌，请大家来评论，提意见，帮助修改。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拿出新作，便有所压力，硬逼一下有利于创作并提高。有时候同学们商定，利用上午四节写作课的整块时间，集体到校外去走一走。我们每人备一匹“马”（借来自行车），从杭大中文系出发，沿着保俶路至西湖边，长途骑行，一直到苏堤、花港，正值秋高气爽，杭州最佳季节，心旷神怡，灵感勃发。记得好像是1978年11月，我们在满觉陇的石屋洞举行了一次活动，一边喝茶，一边交谈。那时的石屋洞游客很少，非常清静，就只有我们十几个扬帆诗友在那儿高谈阔论，探讨诗艺。后来在第三期上有一则这次活动的消息，还有一篇短评《观扬帆初航》，作者史平，不知道是不是余刚所写。 当时刊载在《扬帆》诗刊上的诗歌，以反映校园生活的居多，还有抒写青春、爱情、友谊以及人生哲理方面的，也有写家乡和亲情的，后来慢慢开始触及到社会现实题材。总体说来，都比较浅显直露，内涵不足，表现手法也很单一。 扬帆诗社部分同学冒充竹林七贤 《扬帆》诗刊的编印逐步走上正轨，同学们的作品在上面纷纷亮相，作者包括：张德强（强弓）、吴晓（石流）、王自亮、余刚（墨痕）、余永定、毛建一（剡剑）、田伟、杨甘霖（甘欲洒）、王依民（晓鸣）、祝骑云（禾苗）、张也频（一弛）、陆修钗（巅岚）、曹爱光（冰凌）、蒋学基、贝莉莉（黎黎）、陈志峰（之风）等。通常由我与吴晓、余永定选稿编辑，我负责排版、刻报头、标题和题花等，诗歌正文大多由王依民刻写，他的字非常漂亮，刊名“扬帆”二字就出自他的书法。而油印则一般是杨甘霖、祝骑云等人操作。 诗海泛舟 随着《扬帆》诗刊的编印发送，扬帆诗社的影响在日益扩大，不仅在杭州大学校园内名声鹊起，而且在杭城的文学圈、新闻界也声誉日隆，作为浙江的大学校园中相对搞得比较出色的学生民间社团，扬帆诗社广受关注。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杂志1979年2月号刊载了《扬帆》诗刊第3期上我的一首《真的猛士》，那是写1976年“天安门诗抄”事件中的“四五”英雄的，后来又用了《扬帆》第4期上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诗作《闪光的路标》。1978年底，杭州市文联主办的《西湖》杂志的诗歌编辑胡丰传特地到杭大来找我们，准备在第3期上专门介绍扬帆诗社的情况，选用5首诗，包括吴晓的《向广场》等，他还亲自撰写了编者按，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这真让我们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浙江日报》副刊的编辑还约请扬帆诗友为元旦特刊的国画配诗，后来我和王自亮的诗见了报。 杭大中文系的老师当然对扬帆诗社更加厚爱。写作课老师余荩和文艺理论课老师蔡良骥非常关心《扬帆》诗刊，时不时手把手地加以指导；刘操南教授对大学生自办刊物十分支持，亲自送来了他观看历史剧《大风歌》后所写的6首七言绝句，供《扬帆》发表；远在舟山群岛的浙江著名诗人方牧老师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和一首诗《扬帆远航吧——致青年诗友》。这一切，无疑是对诗社同学们的极大鼓舞和鞭策：只有写出更加优秀的诗作，把《扬帆》诗刊办得更加出色更有特点，才不会辜负长辈们的期望。 1978年底1979年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百废待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展了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批评不良社会现象。《扬帆》诗刊上刊载的诗歌也逐渐尖锐犀利起来，敢于触及时弊，发表政见，同学们写了不少充满批判精神、气魄宏大、令人深思的诗歌，如冰凌的《魔鬼礼赞》、余刚的《为了让白鸽高飞》、晓鸣的《努涛颂》、石流的《法律，快护卫赤裸的真理》等。1979年6月20日，《扬帆》还专门编印了一期4版的“号外”：纪念张志新烈士专辑，刊载了10首诗，表达莘莘学子对被四人帮残酷迫害、割喉牺牲的女英雄的痛悼之心。 “诗悼英灵，歌壮征程。”1979年清明节，为了纪念伟大的四五运动三周年，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4月4日下午，扬帆诗社在中文系大礼堂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得到团委学生会的支持。到会共有120余人，包括各年级的部分同学和一些老师，也有杭大外语系、历史系的诗歌爱好者。杭州诗人陈继光、楼奕林、董培伦、谢鲁渤、高钫、张新等也赶来助阵并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会上先朗诵了几首天安门诗抄，集体表演了配乐诗《周总理，你在哪里？》，然后是扬帆诗社成员上台朗诵各自的习作，中间穿插独唱、笛子及手风琴演奏等节目，活跃气氛，最后以《扬帆歌》结束。这次活动搞得颇为成功，《杭州日报》文化记者作了报道。 由于诗稿越来越多，质量也大有提高，原先8版的诗报形式已不适应，于是决定改版，变成杂志，增加篇幅，装上封面。第10期（1979年9月）正好是扬帆诗社成立一周年，就出刊了24个页码的一本杂志，还设了目录页，很像个样子了。 与全国多家兄弟院校大学生社团的交流日益增多，从东北吉林大学言志诗社的《赤子心》到西南贵州大学的烛光诗社，从北京师范大学的《初航》到广州中山大学的《红豆》，从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到西北大学的《希望》，等等，起码有三四十家刊物在互相赠阅。对扬帆诗友来说，影响最大的要数北京的民刊《今天》，它让我们接触到现代象征派诗歌，读到了北岛、顾城、舒婷、芒克等人的朦胧诗，大家感觉耳目一新：原来诗歌还可以这样写！1979年10月中旬的某天，扬帆诗社贴出海报，要在中文系举办一次小小的展览，展出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文学刊物和其他民间刊物，受到了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我们把教室布置了一番，课桌排作一长溜，分摊那些油印的、打字的、铅排的、来自天南海北五花八门的学生刊物，使同学们大饱眼福，获得启发和触动。 残缺的《这一代》 1979年7月，我们连续收到了两封寄自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编辑部的来信，他们建议十几家比较活跃的自办刊物联合创办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文学期刊，综合性季刊，可以采取轮流编辑印制的办法来操作，旨在尽大学生的能力为社会做点事，为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些贡献，同时有利于各院校之间的相互观摩，学习交流。当时他们提议有12个发起单位，包括北京大学中文系《早晨》、北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南京大学《耕耘》、中山大学《红豆》、贵州大学《春泥》等。 扬帆诗友强弓和冰凌与著名诗人公刘合影 扬帆诗社就这件事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们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参与创办大学生文学季刊，编辑方面应该没问题，轮到我们值班是可以胜任的，届时也可请教老师或杭州的老编辑。关键是要求印刷份（每期十万字），经费难以解决，发行也比较困难。但最后大家决定回信表示赞同，一旦各校确定后，我们会全力以赴想方设法完成任务。至于他们约定暑假期间各校民刊派人到北大开会商谈一事，有点难度。扬帆诗社成员中没有北京籍的同学，若专程赴京我们穷学生的经济条件又不允许。怎么办？后来听说同年级的查晓刚同学假期要去北京探亲，我们就全权委托他去北大参加会议。但结果那天他正好有事去不了，因此情况不明。幸亏也是发起单位之一的杭师院《我们》杂志去了人，开学后主编陈越光来杭大给我们简要介绍了与会情况。 筹办全国性大学生期刊的预备会议于1979年8月10日是在北大学生张桦家里召开的，大约十个同学到会，互相介绍了各自办刊的情况，一致同意联合创办刊物，轮流编辑，可收取一定的工本费，立即起草相关宗旨、决议及致全国高校同学的公开信等。会议决定，这本季刊定名《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珞珈山》承办。与会全体代表草拟了发刊词： “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战斗的；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睁开眼就看见五星红旗，从小就呼吸着新中国的空气。可是，真理本身并不能代替对真理的探索……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追求，幻灭，迷乱，痛苦和欢乐，爱情和仇恨……于是，这一代有了他们神圣的使命：他们是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的继承者，他们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的见证人，他们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绚丽未来的浩荡新军。……我们的习作将唱出这一代人以及他们联系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将描绘出这一代人以及他们所向往和投身的事业的风貌，也将在这一代对艺术世界的探索中留下自己的脚印……” 《这一代》封底标明了联办的13个学生社团 创刊号即将问世，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伐林、王家新给我来信，要求先预收一部分订户的钱汇给他们，否则印刷厂不同意开印。我连夜写信寄发已预订的各地区师专，请他们收款，另外通知本系各年级的班长协助登记交钱。经过努力，终于在11月初收交了200元汇至武汉。然而，风云骤起，形势突变。《这一代》出刊遇到了麻烦，或许是厂家得到什么旨令，印刷过程中百般刁难，甚至抵制，印到一半竟然扣下不印了，印好的那部分又无处装订，连街道工厂也不敢帮忙。莫非真是什么反动刊物吗？究竟哪篇文章冒犯了当局，直至35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不明白。 《这一代》创刊号（也是终刊号）终于寄到了杭州。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中间少了16个页码，根据目录，正好是一辑诗歌“不屈的星光”，包括徐敬亚的《罪人》、黄子平的《脊梁》、王小妮的《闪》、超英的《沉默的大游行》等，第96页之后也不知少了多少页，翻译的日本电影剧本《犬神家族》才印了个人物表，正文都还没开始。扉页上临时油印了几句告读者书：“由于大家都能猜测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为了让寄到杭州的一千册刊物及时送到读者手中，扬帆诗社的同学全体出动，在会议室里打包寄发，邮往全省各地，同时抄写了《告读者书》贴在布告栏上，请同学们谅解。这些缺页的刊物反而激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好多同学等在校门口，争购这本也许会成为历史文物的唯一一本大学生联合自办的文学期刊。谁知这件事引起了校方的不安，把我叫到中文系办公室，要我们停止发行，但又不能使人感觉他们压制民主，提出两条：一是撕掉广告，二是今天别在本校卖。我立即和诗社其他同学商议，为了不激化矛盾，转移策略，我们决定到另外大学去发行。还未走出东门，几十本刊物就被抢光了，我们赶紧捧着书包乘车前往浙江大学，在大门口地上摊开广告，很快有同学围上前了解情况，于是，几十本刊物又被一抢而空。 30年后，扬帆诗社的部分同学又聚在了一起 诚如《告读者书》所云：“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缺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缺！”我在第13期的《扬帆》诗刊上写了一首《不折的冬笋》：“青春不折 /刚直是你生命的精魂/探索是你自然的本能/向往着自由之春/你永远不会停止抗争/未来必定是翠竹青青”。 但是，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情势下，《扬帆》诗刊终于难逃厄运。到了1980年初，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姜新茂老师找我谈话，委婉地希望我们不要再编《扬帆》了，由系学生会出面另办一本综合性文学杂志。因为根据最近中央的精神，一律不允许搞民间刊物，不能搞“四大”了。呜呼！《扬帆》必须停刊，接受“招安”，合并于官办刊物。我想，这或许与最近几期刊载的诗作锋芒太露也有关系。例如第11期上的《我没有信仰》（小子）、第12期上的《唱给失望》（强弓）、《哀长城》（石流）、《在省府大楼门口》（甘霖）、第13期上的《和民主约会》、第14期上的《迟送的挽章》等诗，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最终，1980年4月编印了第14期之后，《扬帆》诗刊便寿终正寢，再也没有第15期了。 1980年5月30日，我写了一首《无题》诗，寄给吉林大学的诗友们：“这是最后一次远航/它将落下篷帆，收敛翅膀/不是因为害怕汹涌的波浪 /而是出于无可奈何的惆怅……”徐敬亚在课间操时收到我的信，当即在我的诗行左侧挥就一首诗，说：“落下帆 /告别了风/就拿起笨重的桨来/把整个大海搅动……”王小妮写了一首《这消息……》：“没有什么。/一切如同每一个夜宵。/照旧写诗，伏在那巴掌大的小桌上，/那厚厚的一叠白纸，/忽然给我带来慌乱的烦恼。”他们7个人每人都写了一首诗寄给我们，以示安慰。 是的，帆不再扬了，并不意味从此停下诗笔。诗照写不误，而且要写得更加精彩，更加犀利，更加沉郁，更加深邃。 确实如此，同窗学友没有忘记扬帆时期的执着，依然埋头探索，诗笔越来越雄健。毕业后，扬帆诗友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多数没忘写诗。我和吴晓、王自亮、余刚、毛建一等一直在诗路上跋涉，成绩斐然，出了好几本诗集。杨甘霖近年也重新拿起了诗笔。其他同学尽管不再写诗，但诗情依然，诗意更浓，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非凡的业绩。对此，我深感欣慰，毕竟我为扬帆诗社付出过青春的心血，也蒙受过无奈的责难。 主持人语： “扬帆诗社”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扎根于杭州的知名校园诗社，也是那段激动人心的诗歌岁月中全国众多诗社的一个缩影，它的产生除了青春诗情的激扬外，也带着特殊年代的印痕，而它的自然消退也是这样。张德强的回忆文章可以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梁晓明） 几次搬家，书越搬越多；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了，45箱书，光是整理装箱和拆箱上柜就折腾了我一个多月，还不得不给搬家工人若干小费。其中有一大捆资料，从杭大中文系学生寝室搬到工作单位的集体宿舍，再运到分配给我的住房、转至后来自购的公寓，跟随我从市中心到城西再至郊外，一直舍不得丢掉。尽管几只档案袋早已破损，里面的纸页也全泛黄发脆，却被我视作珍宝收藏着。那是一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民间杂志，大学生自办的文学刊物，包括我们杭州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创办的《扬帆》诗刊。 小心翼翼地翻阅着这些民刊，如吉林大学的《赤子心》、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四川大学的《锦江》、北师大的《初航》、杭师院的《我们》等，我的思绪被带回到35年前。那时，同学们的热情多么高涨，创作的势头多么旺盛，扬帆诗社的活动频繁：写作、交流、探讨，郊游、集会、朗诵；那校园草坪上围坐论诗的争辩声，那中秋夜保俶山上吟诗咏月的兴致，那台灯下刻蜡纸印诗刊的背影，那四五朗诵会的热烈场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忍不住连连感叹，真是：青春激荡的年代，诗情燃烧的岁月！ 扬帆初航 现在已经记不清扬帆诗社是哪一天正式成立的了，只记得最初似乎是中文系写作课上组织的一个诗歌兴趣小组，由我和吴晓负责，因为我和他都是上大学前已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作品的老三届学生。1978年9月的一天，兴趣小组第一次活动，有十来个同学参加，当时准备每月搞一至二次活动，在写作课老师余荩的指导下，大家交流讨论诗歌，也打算邀请杭州的几家文学刊物的编辑来给我们讲讲课，辅导一下，同时想编一张诗传单，开辟一个小小的园地。后来便决定自办诗刊，并取名《扬帆》，小组成员每人捐两毛钱，用来买纸张油印小报，争取国庆节前能创刊。 为什么要叫《扬帆》？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份油印的朗诵诗稿《扬帆歌》，曾在杭大中文系的一次文艺晚会上由男女数人朗诵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东风有意，鼓起洁白的征帆，/阳光多情，铺满壮阔的航程。/在十月的早晨，我们扬帆出征。”“我们愿作时代的弄潮儿，/在惊涛骇浪里/赢得斗天的胆，擒龙的心……”“风中的勇士啊，浪里的骑兵，/让我们以诗页作帆，诗行作桨，/迎着汹涌的波涛奋勇前进！” 那年9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吴晓花了整整一天一晚，埋头收集整理修改大家的诗稿，进行排版编辑。稿件较多，编成16开8版，用了4张蜡纸，几乎全是由我一个人刻写的，因为钢板只有一块。刻蜡纸的技术是我在乡下插队时为公社革委会编印《双夏快报》和《围海战报》时学会的，我还带来了一副专门的花样铁笔，可以绘制各种线条、图案。创刊号印出来了，感觉挺不错的，图文并茂，双色套印，报头是两个红色大字：扬帆。可惜的是，现在我手头没有这期创刊号，也不知何故没能保留，最早的已是第三期了。因而也说不上创刊号上有哪些诗歌，估计其中有我的那首《当我佩上大学校徽时》。 诗歌兴趣小组的活动比较正常，一般半个月大家碰一次头，利用课余时间，每人拿一把带扶手的木椅子，到操场一角的树荫底下围坐，念自己近期新写的诗歌，请大家来评论，提意见，帮助修改。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拿出新作，便有所压力，硬逼一下有利于创作并提高。有时候同学们商定，利用上午四节写作课的整块时间，集体到校外去走一走。我们每人备一匹“马”（借来自行车），从杭大中文系出发，沿着保俶路至西湖边，长途骑行，一直到苏堤、花港，正值秋高气爽，杭州最佳季节，心旷神怡，灵感勃发。记得好像是1978年11月，我们在满觉陇的石屋洞举行了一次活动，一边喝茶，一边交谈。那时的石屋洞游客很少，非常清静，就只有我们十几个扬帆诗友在那儿高谈阔论，探讨诗艺。后来在第三期上有一则这次活动的消息，还有一篇短评《观扬帆初航》，作者史平，不知道是不是余刚所写。 当时刊载在《扬帆》诗刊上的诗歌，以反映校园生活的居多，还有抒写青春、爱情、友谊以及人生哲理方面的，也有写家乡和亲情的，后来慢慢开始触及到社会现实题材。总体说来，都比较浅显直露，内涵不足，表现手法也很单一。 扬帆诗社部分同学冒充竹林七贤 《扬帆》诗刊的编印逐步走上正轨，同学们的作品在上面纷纷亮相，作者包括：张德强（强弓）、吴晓（石流）、王自亮、余刚（墨痕）、余永定、毛建一（剡剑）、田伟、杨甘霖（甘欲洒）、王依民（晓鸣）、祝骑云（禾苗）、张也频（一弛）、陆修钗（巅岚）、曹爱光（冰凌）、蒋学基、贝莉莉（黎黎）、陈志峰（之风）等。通常由我与吴晓、余永定选稿编辑，我负责排版、刻报头、标题和题花等，诗歌正文大多由王依民刻写，他的字非常漂亮，刊名“扬帆”二字就出自他的书法。而油印则一般是杨甘霖、祝骑云等人操作。 诗海泛舟 随着《扬帆》诗刊的编印发送，扬帆诗社的影响在日益扩大，不仅在杭州大学校园内名声鹊起，而且在杭城的文学圈、新闻界也声誉日隆，作为浙江的大学校园中相对搞得比较出色的学生民间社团，扬帆诗社广受关注。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杂志1979年2月号刊载了《扬帆》诗刊第3期上我的一首《真的猛士》，那是写1976年“天安门诗抄”事件中的“四五”英雄的，后来又用了《扬帆》第4期上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诗作《闪光的路标》。1978年底，杭州市文联主办的《西湖》杂志的诗歌编辑胡丰传特地到杭大来找我们，准备在第3期上专门介绍扬帆诗社的情况，选用5首诗，包括吴晓的《向广场》等，他还亲自撰写了编者按，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这真让我们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浙江日报》副刊的编辑还约请扬帆诗友为元旦特刊的国画配诗，后来我和王自亮的诗见了报。 杭大中文系的老师当然对扬帆诗社更加厚爱。写作课老师余荩和文艺理论课老师蔡良骥非常关心《扬帆》诗刊，时不时手把手地加以指导；刘操南教授对大学生自办刊物十分支持，亲自送来了他观看历史剧《大风歌》后所写的6首七言绝句，供《扬帆》发表；远在舟山群岛的浙江著名诗人方牧老师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和一首诗《扬帆远航吧——致青年诗友》。这一切，无疑是对诗社同学们的极大鼓舞和鞭策：只有写出更加优秀的诗作，把《扬帆》诗刊办得更加出色更有特点，才不会辜负长辈们的期望。 1978年底1979年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百废待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展了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批评不良社会现象。《扬帆》诗刊上刊载的诗歌也逐渐尖锐犀利起来，敢于触及时弊，发表政见，同学们写了不少充满批判精神、气魄宏大、令人深思的诗歌，如冰凌的《魔鬼礼赞》、余刚的《为了让白鸽高飞》、晓鸣的《努涛颂》、石流的《法律，快护卫赤裸的真理》等。1979年6月20日，《扬帆》还专门编印了一期4版的“号外”：纪念张志新烈士专辑，刊载了10首诗，表达莘莘学子对被四人帮残酷迫害、割喉牺牲的女英雄的痛悼之心。 “诗悼英灵，歌壮征程。”1979年清明节，为了纪念伟大的四五运动三周年，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4月4日下午，扬帆诗社在中文系大礼堂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得到团委学生会的支持。到会共有120余人，包括各年级的部分同学和一些老师，也有杭大外语系、历史系的诗歌爱好者。杭州诗人陈继光、楼奕林、董培伦、谢鲁渤、高钫、张新等也赶来助阵并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会上先朗诵了几首天安门诗抄，集体表演了配乐诗《周总理，你在哪里？》，然后是扬帆诗社成员上台朗诵各自的习作，中间穿插独唱、笛子及手风琴演奏等节目，活跃气氛，最后以《扬帆歌》结束。这次活动搞得颇为成功，《杭州日报》文化记者作了报道。 由于诗稿越来越多，质量也大有提高，原先8版的诗报形式已不适应，于是决定改版，变成杂志，增加篇幅，装上封面。第10期（1979年9月）正好是扬帆诗社成立一周年，就出刊了24个页码的一本杂志，还设了目录页，很像个样子了。 与全国多家兄弟院校大学生社团的交流日益增多，从东北吉林大学言志诗社的《赤子心》到西南贵州大学的烛光诗社，从北京师范大学的《初航》到广州中山大学的《红豆》，从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到西北大学的《希望》，等等，起码有三四十家刊物在互相赠阅。对扬帆诗友来说，影响最大的要数北京的民刊《今天》，它让我们接触到现代象征派诗歌，读到了北岛、顾城、舒婷、芒克等人的朦胧诗，大家感觉耳目一新：原来诗歌还可以这样写！1979年10月中旬的某天，扬帆诗社贴出海报，要在中文系举办一次小小的展览，展出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文学刊物和其他民间刊物，受到了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我们把教室布置了一番，课桌排作一长溜，分摊那些油印的、打字的、铅排的、来自天南海北五花八门的学生刊物，使同学们大饱眼福，获得启发和触动。 残缺的《这一代》 1979年7月，我们连续收到了两封寄自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编辑部的来信，他们建议十几家比较活跃的自办刊物联合创办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文学期刊，综合性季刊，可以采取轮流编辑印制的办法来操作，旨在尽大学生的能力为社会做点事，为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些贡献，同时有利于各院校之间的相互观摩，学习交流。当时他们提议有12个发起单位，包括北京大学中文系《早晨》、北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南京大学《耕耘》、中山大学《红豆》、贵州大学《春泥》等。 扬帆诗友强弓和冰凌与著名诗人公刘合影 扬帆诗社就这件事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们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参与创办大学生文学季刊，编辑方面应该没问题，轮到我们值班是可以胜任的，届时也可请教老师或杭州的老编辑。关键是要求印刷份（每期十万字），经费难以解决，发行也比较困难。但最后大家决定回信表示赞同，一旦各校确定后，我们会全力以赴想方设法完成任务。至于他们约定暑假期间各校民刊派人到北大开会商谈一事，有点难度。扬帆诗社成员中没有北京籍的同学，若专程赴京我们穷学生的经济条件又不允许。怎么办？后来听说同年级的查晓刚同学假期要去北京探亲，我们就全权委托他去北大参加会议。但结果那天他正好有事去不了，因此情况不明。幸亏也是发起单位之一的杭师院《我们》杂志去了人，开学后主编陈越光来杭大给我们简要介绍了与会情况。 筹办全国性大学生期刊的预备会议于1979年8月10日是在北大学生张桦家里召开的，大约十个同学到会，互相介绍了各自办刊的情况，一致同意联合创办刊物，轮流编辑，可收取一定的工本费，立即起草相关宗旨、决议及致全国高校同学的公开信等。会议决定，这本季刊定名《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珞珈山》承办。与会全体代表草拟了发刊词： “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战斗的；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睁开眼就看见五星红旗，从小就呼吸着新中国的空气。可是，真理本身并不能代替对真理的探索……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追求，幻灭，迷乱，痛苦和欢乐，爱情和仇恨……于是，这一代有了他们神圣的使命：他们是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的继承者，他们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的见证人，他们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绚丽未来的浩荡新军。……我们的习作将唱出这一代人以及他们联系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将描绘出这一代人以及他们所向往和投身的事业的风貌，也将在这一代对艺术世界的探索中留下自己的脚印……” 《这一代》封底标明了联办的13个学生社团 创刊号即将问世，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伐林、王家新给我来信，要求先预收一部分订户的钱汇给他们，否则印刷厂不同意开印。我连夜写信寄发已预订的各地区师专，请他们收款，另外通知本系各年级的班长协助登记交钱。经过努力，终于在11月初收交了200元汇至武汉。然而，风云骤起，形势突变。《这一代》出刊遇到了麻烦，或许是厂家得到什么旨令，印刷过程中百般刁难，甚至抵制，印到一半竟然扣下不印了，印好的那部分又无处装订，连街道工厂也不敢帮忙。莫非真是什么反动刊物吗？究竟哪篇文章冒犯了当局，直至35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不明白。 《这一代》创刊号（也是终刊号）终于寄到了杭州。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中间少了16个页码，根据目录，正好是一辑诗歌“不屈的星光”，包括徐敬亚的《罪人》、黄子平的《脊梁》、王小妮的《闪》、超英的《沉默的大游行》等，第96页之后也不知少了多少页，翻译的日本电影剧本《犬神家族》才印了个人物表，正文都还没开始。扉页上临时油印了几句告读者书：“由于大家都能猜测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为了让寄到杭州的一千册刊物及时送到读者手中，扬帆诗社的同学全体出动，在会议室里打包寄发，邮往全省各地，同时抄写了《告读者书》贴在布告栏上，请同学们谅解。这些缺页的刊物反而激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好多同学等在校门口，争购这本也许会成为历史文物的唯一一本大学生联合自办的文学期刊。谁知这件事引起了校方的不安，把我叫到中文系办公室，要我们停止发行，但又不能使人感觉他们压制民主，提出两条：一是撕掉广告，二是今天别在本校卖。我立即和诗社其他同学商议，为了不激化矛盾，转移策略，我们决定到另外大学去发行。还未走出东门，几十本刊物就被抢光了，我们赶紧捧着书包乘车前往浙江大学，在大门口地上摊开广告，很快有同学围上前了解情况，于是，几十本刊物又被一抢而空。 30年后，扬帆诗社的部分同学又聚在了一起 诚如《告读者书》所云：“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缺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缺！”我在第13期的《扬帆》诗刊上写了一首《不折的冬笋》：“青春不折 /刚直是你生命的精魂/探索是你自然的本能/向往着自由之春/你永远不会停止抗争/未来必定是翠竹青青”。 但是，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情势下，《扬帆》诗刊终于难逃厄运。到了1980年初，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姜新茂老师找我谈话，委婉地希望我们不要再编《扬帆》了，由系学生会出面另办一本综合性文学杂志。因为根据最近中央的精神，一律不允许搞民间刊物，不能搞“四大”了。呜呼！《扬帆》必须停刊，接受“招安”，合并于官办刊物。我想，这或许与最近几期刊载的诗作锋芒太露也有关系。例如第11期上的《我没有信仰》（小子）、第12期上的《唱给失望》（强弓）、《哀长城》（石流）、《在省府大楼门口》（甘霖）、第13期上的《和民主约会》、第14期上的《迟送的挽章》等诗，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最终，1980年4月编印了第14期之后，《扬帆》诗刊便寿终正寢，再也没有第15期了。 1980年5月30日，我写了一首《无题》诗，寄给吉林大学的诗友们：“这是最后一次远航/它将落下篷帆，收敛翅膀/不是因为害怕汹涌的波浪 /而是出于无可奈何的惆怅……”徐敬亚在课间操时收到我的信，当即在我的诗行左侧挥就一首诗，说：“落下帆 /告别了风/就拿起笨重的桨来/把整个大海搅动……”王小妮写了一首《这消息……》：“没有什么。/一切如同每一个夜宵。/照旧写诗，伏在那巴掌大的小桌上，/那厚厚的一叠白纸，/忽然给我带来慌乱的烦恼。”他们7个人每人都写了一首诗寄给我们，以示安慰。 是的，帆不再扬了，并不意味从此停下诗笔。诗照写不误，而且要写得更加精彩，更加犀利，更加沉郁，更加深邃。 确实如此，同窗学友没有忘记扬帆时期的执着，依然埋头探索，诗笔越来越雄健。毕业后，扬帆诗友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多数没忘写诗。我和吴晓、王自亮、余刚、毛建一等一直在诗路上跋涉，成绩斐然，出了好几本诗集。杨甘霖近年也重新拿起了诗笔。其他同学尽管不再写诗，但诗情依然，诗意更浓，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非凡的业绩。对此，我深感欣慰，毕竟我为扬帆诗社付出过青春的心血，也蒙受过无奈的责难。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jldxshkxxb.cn/qikandaodu/2021/012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