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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良：法律应以权利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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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唯一性的假设靠不住

2004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地铁站发生一系列爆炸，近2,000人死亡或受伤。当尘埃落定，西班牙执法部门在现场一个装雷管的袋子上发现了几枚指纹。

当时西班牙警察没有在国内找到指纹的匹配者，于是他们求助国际刑警组织，后者把指纹转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他们在FBI的指纹数据库寻找匹配者。没多久，指纹专家就识别到一个人，这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郊，名叫布兰登·梅菲尔德（Brandon Mayfield）。梅菲尔德在数据库里的指纹，是他前几年服兵役时按规定留下的档案。

FBI特工立刻冲去波特兰市，逮捕梅菲尔德、搜查他的住宅和办公室。联邦调查局逮捕梅菲尔德，是基于一条应用了一百多年的刑事侦探理论，即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指纹相同。而指纹专家出庭向陪审团作证时，也总是用绝对自信的口吻：“我百分之百相信，这个指纹来自被告。”但是这条刑法界的金科玉律，其实是一个从来没有严格检验过的假定。

FBI完全相信这个“理论”，但考虑到指纹匹配的结论，是专家通过个人的经验和所受的训练作出的判断，为了保险起见，避免人为的错误，在逮捕梅菲尔德之后，FBI又另请两位资深指纹专家检查核对，结果这两位专家也认定两组指纹匹配。三位FBI的指纹专家分别写的证词，都是百分之百认为马德里地铁站爆炸物上发现的指纹，来自梅菲尔德。

这个案子中，FBI只有一个证据，就是那几枚指纹。但梅菲尔德几乎是没救了，尽管他坚持声称自出生以来都没有去过西班牙，可是连他自己聘请的律师和指纹专家都不信他。

梅菲尔德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度日如年，绝望地认为只有等死了。他没想到，西班牙警方在当地抓到了与爆炸现场获取指纹匹配的真正凶手，梅菲尔德马上无罪释放。

这个案子是由刑事证据理论的不科学造成，牵涉的几位指纹识别专家，都是受了“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指纹相同理论”的误导，犯了正直的错误，本身无可非议。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胡搅蛮缠的话，这个“理论”其实还能成立。打个比方，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有相同的身高。”而我可以这样来验证：如果有两个人，用厘米为单位测量出身高相等，就用十分之一厘米为单位测量；如果还是测不出区别，就用百分之一厘米、千分之一厘米等等为单位，总能得出这两人身高不等的结论。

在西班牙地铁恐怖爆炸凶手抓获后，这几位指纹专家将凶手的指纹和梅菲尔德的指纹再次核对，结果这回他们发现了一些细微的区别。

梅菲尔德的案子暴露出传统刑事侦探理论存在科学性不足的严重缺陷。主要问题为将假设、猜想和经验作为科学理论，很多检验结论受专家主观判断影响，没有一个客观的检测标准。

目前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DNA识别技术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刑事识别理论的科学。传统刑事识别学是根据警察部门的经验总结得来，而DNA识别技术则是从医学发展出来，而且能对两个样本匹配的概率给出严谨的定量分析，不像指纹识别，专家对陪审团说两个指纹百分之百匹配时，实际上说的是主观概率，没得到实验数据支持。

DNA的良好声誉引来了狐假虎威

DNA刑事证据识别技术问世年代不算很长，已享有盛誉，被称为“刑事鉴定学中的唯一科学”，因为它有别于传统方法，不是依靠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然而像名牌皮包一样，盛名之下，会冒出伪劣的赝品。

2012年7月5日的《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了芝加哥地区当年早些时候的一场审判。这是一起涉嫌性攻击9岁女孩案，检方的主要证据是女孩身上发现的DNA同被告克利夫兰·巴雷特（Cleveland Barrett）的DNA“匹配”。一般DNA作为呈堂证据时，要提供匹配可靠性的数据，通常是十几亿人中才能发现一个匹配者。但这个案子的检方只是言之凿凿地宣称被告DNA与案发现场的DNA匹配，却不说匹配的概率有多大。

幸亏辩方律师这方面内行而且负责，在他的交叉盘问下，检方专家证人承认，这份所谓的DNA样本，可以在每4个非洲裔男性、每8个拉美裔男性、每9个白人男性中找到一个匹配者。换言之，检方的“DNA”证据，可以在芝加哥地区“匹配”几十万人。

原来案发后，送交DNA实验室检测的女孩身体擦拭片样本中，没有发现强奸案通常情况下的证据精子，只有少量普通男性细胞。警检方明知这份DNA检测报告毫无意义，还是作呈堂证据提交了。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网址: http://www.jldxshkxxb.cn/qikandaodu/2021/0114/496.html